潘维廉和他的中国故事

　　采访潘维廉（William N.Brown）教授是在初夏的一个上午，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袅袅飘香的茶叶上，光斑在白墙上若隐若现。“差不多了。”调试摄像机的同事表示采访能开始后，穿着橙色衬衣的潘维廉端起已喝下半杯的茶水，笑着说道：“茶，的确不多了。”屋子里顿时笑声一片。

　　标志性的八字须、亲和力十足的微笑、幽默的话语、机智的反应、对中国文化的谙熟……这是潘维廉留给很多人的印象。周围的人常常称呼他为“潘教授”或“老潘”。他身上有很多标签：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1993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CCTV“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新航道“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形象大使……当被问到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时，他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曾有一位记者第一次见到潘维廉时问道：“潘教授，你到中国多久了？”潘维廉说：“不长，32年。”

　　30多年来，潘维廉在逐渐了解中国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从《老外看福建》《魅力厦门》，到《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再到最近出版的新书《老潘写给青少年的18封信》，他都在用自己的视角为大家展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潘维廉感兴趣的中国故事有很多，从中国经典、科技发明，到普通百姓生活，无一不深深吸引着他。当谈到什么样的故事是“好的中国故事”时，他说，最好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的生活。

　　1988年，潘维廉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踏上了中国之旅。1994年，他驱车4万多公里环游中国，2019年又完成了2万多公里的重走中国行。从1994年到2019年这25年间，他发现并记录了一个个平凡却不普通的中国故事。

　　在潘维廉看来，讲好中国故事，要实实在在反映中国的独特性，反映中国历史悠远长久的、为其他民族共有的普世价值观和梦想。

　　“我来到中国厦门后，很快便发现中国不像西方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我就开始写信，让家人朋友了解中国是怎样的地方。当时我从宏观的方面讲中国，他们便误以为这是一种政治宣传。”潘维廉说道，“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好的中国故事就是讲讲中国人，让大家探索中国人是怎样的人——是爱家的人、追梦的人、爱国的人。我给他们讲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听后就深受触动了。”

　　对于青少年来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点同样适用。潘维廉分享了2020年他担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和新航道集团联合主办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专家评委时的小故事。“谈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学生讲他的家人当时就在武汉，还有学生的爸爸就是医生，他们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那段时光是怎么样度过的，以及他们的切身感受，我听完深深地感动了。所以年轻人要讲自己的、个性化的中国故事。”潘维廉认为，正是这样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故事，才更能打动世界。

　　潘维廉认为，给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人讲中国故事也慢慢变得重要。“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其实不是很了解中国。我之前给中国的高中生看30年前厦门的照片，他们都很难相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潘维廉想起当时的场景，笑了起来，“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给外国人听，讲给世界听，也要讲给中国人听，给中国青年人听。” 在《老潘写给青少年的18封信》里，潘维廉关于语言学习、家庭教育、跨文化交流等问题的思考，也为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国提供了更多新视角。

　　故事不但可以用来“讲”，还可拿来“教”。在潘维廉看来，故事是一种强大的学习工具。“故事不仅可用于娱乐，还是有效的教育方式，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

　　在哈佛商学院，分享“商业案例”是包括统计、战略、会计到经济学的所有课程都会采用的授课方式，而这些案例都可以算作“穿上正装”的故事。潘维廉介绍，他也会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分享商业案例，还奉送一些幽默小品、示范表演和竞赛，或者让他们在课堂中虚构的国家或省份里进行角色扮演，解决那里的经济、社会或文化问题。

　　“故事的讲述者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用故事来教学是最好的。理论通常比较枯燥，故事则比较有意思，也更加容易记住。”潘维廉说，“很多学生毕业很多年后给我写信说，他们还很清楚地记得二三十年前课堂上那些生动的内容。”

　　回顾自己20余年的学生生涯，潘维廉表示其实能记起的事情很少，读过什么、老师和教授说过什么，都已不太清晰。但他做的一些事情，如制作手工艺产品，7岁时去罗德夫人的牧羊场实地观察，看过的戏剧和音乐剧……都让他记忆犹新。“60年过去了，我七八岁时听到的故事，在学校的表演，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记住教学内容，潘维廉会经常将表演、道具等融入教学中。用三个杂耍的小球讲领导力，用橡皮做的蛇讲管理，用扑克牌讲组织行为学……这些看似怪诞的设计，已成为潘维廉的课堂标签，在一次次身体力行的表演中让学生明白：学习，其实是比想象中更加有趣的事情。

　　“让故事生动不仅需要口述，还需要表演。更好的是，学生如果能将课堂上的故事演出来，一定会对所学留有深刻记忆。”潘维廉说，“不仅要学生开口来讲，更要让学生动手去做。”

　　作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和两个孩子的父亲，潘维廉进一步探索并参与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也从不放松。

　　在1994年自驾环游中国时，潘维廉为了让两个儿子在旅途中也不落下学习，就在面包车里添置了桌子和书架。在旅行途中，故事自然也不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给他们讲历史背景。比如到了杭州，我就讲丝绸，带他们去参观丝绸博物馆。在旅行中告诉他们这些，他们就会记得。”潘维廉说，“我想让他们多了解中国、热爱中国。”1995年，潘维廉又带孩子自驾6万多公里环游了美国和加拿大，让他们更了解世界。

　　潘维廉的两个孩子跟随他来到中国后便一直接受中西结合的教育。每天大约花4小时学习美国卡尔弗顿学校(The Calverton School)的函授课程，然后再跟着中国家庭教师学习高等数学，练习钢琴和武术。两个孩子在相互浸润的中西文化中逐渐成长，潘维廉也以此逐渐探寻到东西方教育的平衡点。

　　在西方人的印象里，中国教育可能会略显“死板”，但亲身参与了中国教育，潘维廉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魅力。“我刚来中国时，在课堂上问学生问题，他们都不愿意开口，这让我一度以为他们没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但在他们毕业后，有的去做生意、当企业家，有的去国外深造从事研究工作，他们都在创新的前沿领域发光发热，都有十分广阔的未来。”

　　正是这些学生的成长，让潘维廉领悟到中国教育的成功密码。“中国十分重视基础教育，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为激发创造力打地基。”潘维廉说道，“屋基的宽度，决定尖顶的高度。创新的火花不会熄灭，打好基础能让学生飞得更高。”扎实的土壤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养分，让创新之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0多年过去了，来自美国的潘维廉慢慢的变成了大家熟知的“老潘”，一个对中国充满好奇的美国青年也变成一个对各种故事经典如数家珍的“中国通”。他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故事的亲历者，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中国大地，用笔下的文字见证着中国的腾飞。

　　“对于中国，是越了解就越不了解。这么大的国家，变化这么快，即使是中国人也不会很自信地说对中国足够了解。我还得继续学习研究，一辈子不够，下辈子还要继续学。”

　　闲暇时刻，潘维廉会在厦大的校园里遛狗，也会邀请学生到家里一起包饺子、喝茶。他在一点一滴中收集那些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在光阴荏苒间酿就一个个让人回味无穷的中国故事。他把这些故事写在信中，这些信，正寄往世界更多的地方……（作者彭诗韵、项佳楚系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汪颖系中国教育新闻网见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