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润霄 生命的流淌的

　　得知处女作《头绳，鸡蛋，作业本》（后文简称《头绳》）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当天，21岁的罗润霄整夜没睡。他想的不是功成名就，也并未想到自己创下了中国导演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小年龄纪录，那个晚上，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声音：以后能继续拍电影了。

　　那是2021年，罗润霄尚未从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毕业。这所孕育过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李安等导演的知名学府，每年都向全球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年轻人敞开怀抱。生于2000年的罗润霄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提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是信心的振奋，是能力的证明，更是导演路上定音的那一锤。

　　14岁那年，罗润霄就立志要走电影之路。赴美就读高中后，他问学校借单反，成立电影俱乐部，找同学一起拍电影。“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对于那个年纪的青少年，电影或许是太过遥远的梦。

　　大一暑假，罗润霄写了一个电影长片的剧本，要为拍摄筹钱。他想的办法很直接：扫楼，地推。怀揣剧本的他跑了好几家北京的影视公司，在保安那里就被拦了下来。“他们问吗，我说找你们老板聊一个剧本。”罗润霄回忆，“别说拿投资，我连影视公司的大门都没怎么进过，这才跑去跟组，在剧组学习。”

　　罗润霄形容自己有一身硬磨的“笨功夫”，对乍看就违和的事，有一撞南墙的决心。他遍寻电影发行公司的联系方式，从《头绳》里剪出6分钟的片段，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四五十家。只有两三家给了回复，这中间还包括最终签约的意大利公司Lights On。也是经由此公司，才有了后来和“金狮奖”的缘分。

　　如今，罗润霄的右腕系上了第二条本命年的红绳。他也从纽约大学毕业，回到了上海。导演履历表上，增添了纪录短片《不“罕见”的一天》和故事短片《第二个孩子》。长片计划也在酝酿中，自称“ENFJ人格下J到不行”、爱抠细节的罗润霄，从2021年便开始筹备这一个故事，前后改了十几稿，直至去年，又将整一个故事推翻重建，最新的故事也已修改到了第三稿。

　　古人讲一念成痴、难破我执，有褒贬两说的意思。但在罗润霄身上，电影所蕴藏的质感与能量，完全找不到匹敌的对手。痴便痴，执就执，戏梦即人生。

　　罗润霄觉得，自己对电影是敏锐的，这是切身经历后的感受。17岁时，他从朋友做律师的父亲那里获悉一条线索。美国一家儿童化妆品公司，因为产品中的石棉超量，导致消费者肺癌比例大幅度上升。事件曝光后，公司百般搪塞躲避。

　　正在单枪匹马拍纪录片的罗润霄，受邀对此进行追访。他用了最“素”的方式，跟踪受害者的家庭。采访美国科学院时，用的还都是skype。几年后，HBO旗下一家纪录片公司想挖掘这个题材，却因为新冠疫情无法正常拍摄。无奈之下，他们想到购买素材，顺藤摸瓜找了过来。“他们只听说是个高中小孩拍的，看到素材的时候都十分惊讶。”罗润霄说。结果，HBO没有犹豫，当即买下了十几分钟的素材。

　　但进入纽约大学的第一堂课，等待罗润霄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同学的习作之精妙，不仅出乎意料，也令他深感沮丧。“因为我之前都拍纪录片，没有条件和时间去研究摄影、画面这么多东西。”罗润霄说，“我拿回家给我妈看，她开玩笑地调侃我，说了句特别经典的话，人家拍的像个电影，你拍的就不像。”

　　为什么都是同龄人，“电影感”的差距如此悬殊？罗润霄苦思良久，直到邂逅1994年的纪录片《篮球梦》（Hoop Dreams）。这部耗时六年的纪录片，聚焦两位芝加哥贫民区的黑人少年，他们都极具天资，也被球探慧眼相中，却因为迥异的命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罗润霄带《篮球梦》回家给妈妈看，却在最初时遭到了妈妈的“婉拒”。理由很简单：篮球和黑人社区的故事离她的生活很遥远，170分钟的时长让她有些坐不住。但他还是说服妈妈看一段。20分钟后，妈妈已然忘却了时长这回事，完全被带入了进去。“不开玩笑，最后主角罚球，我妈一手抓着我，一手抓着沙发。看到球罚丢了，她真的站起来尖叫，为主角感到遗憾。”罗润霄对那一幕记忆犹新，“那是改变我特别大的一个瞬间。”原来，比起技法和风格，电影最大的魔力，是让完全无关的人和事捆绑在一起，并创造一种遥远的相似性。

　　这次福至心灵，打通了罗润霄的“任督二脉”，他触碰到一切的源头：故事。那是他着力研究的对象，“电影痴”的一面，也渐次展现。

　　罗润霄在“豆瓣”标记看过的电影超过3500部。从记事开始，看到《功夫熊猫》《驯龙高手》之类的动画片，他就沉浸其中。彼时，他对“共情”、“宣泄”这些文艺理论还一无所知。随后，他开始自学拍电影，就着教学视频和好莱坞电影一点点拆解，“拉片子”的本子都攒了不少。

　　但真正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对自己最合适，是在上大学之后。罗润霄在学习中不断形成了独有的方法。他系统地研究某一位导演，会按时间倒序来看。譬如钟情的侯孝贤和贾樟柯，会从《刺客聂隐娘》溯回《悲情城市》，从《江湖儿女》追到《小武》。“对这些大导演来说，技法都是家常便饭，慢慢的变好是正常的。之所以倒过来，是想看看啥东西是始终保留下来的。”罗润霄说。一以贯之的东西，才藏着最深的秘密。

　　在海量阅片的过程中，罗润霄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视听语言，都取决于创作者有没有确定想要构建的“世界观”。手持还是固定，是要呈现混乱躁动还是平稳有序，这些决定了故事的样貌。

　　另一个秘诀，在于对“惊喜”的理解。罗润霄举了纽约大学课堂上的案例：“卓别林说过，不能拍一个人走着走着掉进洞里。哪怕大家笑了，也是廉价的笑。喜剧应该是，一个人在路上，看到香蕉皮，他笑着绕开，然后掉进了洞里。”

　　这些心得，没有仅停在脑海里、落在纸面上，也驰骋在罗润霄的实践之中。他不厌其烦地提及“惊喜”的概念。

　　《头绳》是一部探索家庭暴力主题的短片。班长林钰琪是优等生，却终日与父亲家暴母亲的画面为伴。有一天，调皮的男生王一龙抢走了她的头绳，顺势躲进了男厕所，她追进去，情急之下拍击了王一龙的后背。王一龙应声倒地，久久没能起身。林钰琪才意识到，原来王一龙和自己一样，活在家暴的阴影中。

　　《头绳》在浙江平湖取景，演员是从六七百个孩子里选出来的。对这些“素人”，罗润霄从未透露过剧本，也未告知整一个故事。这场追打的戏，他只对扮演王一龙的小演员说，你在这里会被打，然后要往前走两块砖的距离，再倒下。从成片的效果看，两块砖的距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林钰琪和王一龙在家暴境遇中的同病相怜，这是观众在看到这一幕之前始料未及的。所谓惊喜，既在调戏和拍摄的过程中，也在观影和回味的余韵里。

　　罗润霄说，这个小方法，是他从娄烨的访谈里偷师的。导演的经验之谈，是他取之不尽的矿藏。娄烨有时不喊“3、2、1，action”进行开机提示，不让演员做心理建设，只求自然状态。

　　既要自然，又有惊喜，显然不是轻易能实现的。这就涉及罗润霄的另一面：近乎完美主义的“偏执”。

　　罗润霄的片场有一条铁律：除了表演，没有一点即兴发挥的空间。在他心目中，片场就是一台巨大的精密仪器，一旦开始运转，每一个齿轮都要严丝合缝。

　　现实主义风格的《头绳》是由深焦和手持长镜头构成的。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每一个镜头都必须思虑周全。为此，每一场戏，罗润霄都用手机预先拍摄了一遍。有了这份“底本”，他还会亲手写专门的声音剧本，只为捕获最高光的那一条。沙里淘金，《头绳》的每个镜头都要拍40条，最长的甚至拍了50、60条。

　　“看起来就15、20分钟的片子，但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尽可能考虑充分。只有把准备做到这个程度，片子才可能有即兴和想象的空间。”罗润霄说。也有同事质疑，有没有必要这么锱铢必较，他的回答是，任何细微之处，都有观众在意。即便只有极少数观众发现，也要趋近完美。他拿影片的声音举例：“在现实主义的片子里，如果声音的质感不够好，永远是一部学生片。”

　　拍《头绳》时归纳的严苛标准，到下一部故事短片《第二个孩子》里，又进了一步。对罗润霄而言，《头绳》在美术上留有遗憾，为此，在设计《第二个孩子》里的男孩房间时，为营造与当时生活相符的环境质感，他特意翻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玩具，墙纸也是几经筛选才最终确定。百叶窗在哪个镜头里开到什么程度，也必须和摄影师一起反复斟酌。墙上的贴纸，也是他和美术对照着监视器，一张一张贴上去的。

　　这种执着，并非凭空而来。罗润霄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那一年，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是韩国导演奉俊昊，这是他的偶像之一。“你看奉俊昊的电影，就知道他一定做了非常细的功课，包括窗户的大小、房子的结构，都和拍摄的画幅是一样的。”他说，“我以后拍片，就想要这种工作模式。有机会拍片是特别难得的事，每一次创作，我的一段生命都投在里面了。”

　　腾讯公益向罗润霄发出拍摄一部纪录短片的邀请，他有4个方向可选，除了罕见病，还包括导盲犬和拯救珊瑚。“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罕见病，因为这是我完全不了解的。”罗润霄说，“我一直和团队说，一定要拍别人没拍过的，无论是题材、质感或者呈现方法。”

　　只要是真的，哪怕没那么光明，也一定要直面。这是罗润霄的原则，也与他的生命经验有关。

　　童年在新疆长大，而后转到上海生活，虽然身穿相同的校服，敏感的他很快嗅到背后的差异。遇到任何限制规则，他都不喜欢，以至于在老师办公室的时间都比在教室多。到纽约学电影，大环境又强调关注现实的取向。这些不同成长阶段的体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罗润霄光影世界的基本面貌。

　　“可能有观众觉得我的片子太压抑、太阴暗，我不是故意去追求这么多东西，我追求的是真实。”罗润霄说。《头绳》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时，有一句评价，他记到现在：“有人对我说，我拍得很真实。‘先得真，才能开始讲善和美’。”

　　真实包罗万象，有不同的维度，罗润霄很清楚，自己要撷取哪部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有一句歌词，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他解释说，“有的人就想拍如此生活30年，而我看到大厦崩塌的东西特别多，电影可以很直接地展示出来。”

　　罗润霄最喜欢的导演是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成长于剧变的社会，对避无可避的真实做出了精准且富有信息量的影像表达。罗润霄用了“必须”，他说，和这些导演一样，“我必须把我的人生体验拍出来。”

　　然而求真，也不能大而无当。他很喜欢用“横截面”这个词。“我的片子不是要去堆积社会议题或是直白地展现现实问题，而是想要通过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去展现社会的切口。哪怕宏大如《悲情城市》，故事也是通过一个家庭，甚至小到一家人在餐桌上吃饭的变化，去展开叙事，去探索时代的变迁和变革的。”他展开说，目前的三个短片，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只是在“横截面”里，切到了家庭暴力、罕见病、校园霸凌和二胎政策。

　　《第二个孩子》里，心情沉重的妈妈从楼梯上走下来，罗润霄安排了一个10秒的空镜头，前景是破旧低矮的楼房，远处是崭新林立的公寓。没有台词，关于阶级的分化和生活的催逼中，似乎又包含着千言万语。

　　另一个佐证是，罗润霄在两部故事短片里都安排了早熟的孩子、缺位的父亲和苦苦支撑的母亲。这也是因，他从小见惯的，都是强大又复杂的女性。“现在有些导演喜欢套用性别标签，我不想做这个，我还是在拍自己的生命体验。”罗润霄说，“生命的经历是流淌的。我的片子里基本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

　　目前，罗润霄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筹谋。原本，他想拍一个退役女网球运动员的故事。但体育题材票房前景未必可观，投资相对难拿，退役运动员的设定年龄偏大，演员也不好找。权衡之后，主角换成了两个20岁左右的网球女孩。人物原型来自罗润霄的调研，他在大城市的网球俱乐部里，见过从偏远地区被选拔出来的年轻人。

　　明知艰难，却坚持要啃体育题材，也是因罗润霄自己有摔跤、田径和打拳的经验。将视角切换到两个同龄女生，是出于他对一个问题的兴趣：当成绩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女孩之间的关系会不会随之发生转变。

　　“命运是混杂又不可掌控的，普通人平静的生活底下，可能藏着惊涛骇浪。”罗润霄说，“体育往往会给我们一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假象，但它其实很残酷。成了，你可能就是亿万富翁，没成，可能连一个健康、健全的身体都没有。”在这样的压力下，两个出身相同、资质对等的女孩，还能不能像从前那么亲密，是罗润霄在乎的事：“可能大家不愿意把这些放在明面上探讨，但我觉得，这就是很真的东西。”

　　罗润霄的豆瓣头像是电影《无人知晓》里的柳乐优弥。《无人知晓》和《小偷家族》是他最喜欢的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深究原因，在这两部电影中，哪怕是家人，也丝毫不避讳那些自私的、人性的东西。至少眼下，这也是罗润霄关于生活真相的部分理解。

　　当个体经验以“真”的方式在影片中堆叠，罗润霄提醒自己，要适度地打开。“每个导演的每部电影都有局限性，我特别想告诉观众，有更大的世界在外面。”

　　《第二个孩子》里关于楼房与公寓的空镜头，是在显性地提示这一点。更隐藏的方式，也深植在罗润霄的观念中。他很喜欢《心灵奇旅》（Soul），查阅采访资料时，发现电影有一段情节，来自为电影合作配乐的九寸钉乐队（Nine Inch Nails）成员特伦特·雷兹诺（Trent Reznor）的亲身经历。“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在大型体育场开一次演唱会，哪怕一次。”罗润霄说，“后来他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唱完之后，观众退场，工作人员开始清理椅子，乐队成员也准备打车回家了。他特别怅然若失，觉得这就结束了吗？一位很老的乐手说，对，就是这样。”

　　Life goes on，这是罗润霄的总结。“不管你经历多么巨大的事情、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失落，你的生活总要继续，大家的生活也要继续。”他说，“这也是生活的质感里很真实的东西。就像《头绳》里的林钰琪，发生了这么多事，第二天还是得捧着作业本去老师办公室。就像我以为，拿奖之后很多事就变了，但生活还是照常继续。”

　　对罗润霄来说，导演是心之所向，也是一个讲究平衡的工作。他拍着求真的文艺片，也会想象有朝一日拍《三体》或者《沙丘》（Dune）这类大片的场景。只要是想拍的，他都没太多偏执与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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